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陈焕镛教授是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1919年，他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系，获林学硕士学位。他毕生献身植物分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早年创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植物研究所，其后又建立华南植物研究所，培养了大批优秀植物分类学人才，成绩卓著，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
吾曾受业于先生门下，承领教益独厚，知吾师为人最深，缅怀往昔，记忆犹新。爱述吾师生平主要经历业绩，以表崇敬之情。
中国科学院学部陈焕镛教授（1890—1971），广东新会县人，1890年7月22日出生于香港。其父为清朝光绪年间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为古巴籍西班牙人。幼年丧父，与母居上海，接着返穗，就读于广肇中学。1909年，随母去美国就学。1915年，在纽约西拉诸斯大学森林学院毕业后，入哈佛大学植物学系，选读树木学，1919年获林学硕士学位，以成绩出众，论文拔萃，获得哈佛色尔登旅行奖学金（Sheldon Travelling Fellowship）。随即归国，自此开始从事祖国植物学科研究和教育事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心怀祖国放眼科学
陈焕镛教授年青时就对植物分类有浓厚兴趣，抱有维护、开发祖国植物资源的宏愿，立志要改变中国植物学科研落后面貌。目睹欧美许多国家的传教士、探险家、植物学家到中国，四出采集我国大量珍贵植物标本，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可看到中国植物，不少中国的植物模式标本也保存在欧美各国的标本馆内，反而中国人研究本国植物要到外国去查对模式标本，先生立誓改变这种状况。1919秋，先生回国后即以其领到的奖学金赴海南岛进行植物考察。他独自一人带上探险手册，雇请民工随他深入五指山林区采集植物标本。先生吃苦耐劳，不怕艰险，营养又极不良，仍然坚持工作。至身染恶性疟疾，发高烧至40.6。C，才被人用担架抬出五指山到海口治疗。采集历时10个月，共采得几万号标本，同时发现了不少新种。海南岛丰富的植物资源，从此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先生是现代植物学家在海南岛采集标本的第一人。继而又在湖南、广东、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植物标本。他是开创我国学者自己采集植物标本的先驱之一，为我国最早一批植物标本室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1922年夏，先生和钱崇澍教授在南京凑集了经费500元，由陈焕镛、钱崇澍、秦仁昌三位专家组成鄂西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神农架东侧到巴东，采得约近1000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调查队。自此以后，调查采集活动在中国逐步多起来，各有关机构开始成立腊叶标本室，植物分类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研究人员也逐渐多起来了，形成了今天遍地开花的大好局面，溯其源流，主要是从上世纪20年代由陈焕镛、钱崇澍、胡先、马肃教授开始的。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国立广东大学，陈焕镛应聘到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转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创办植物研究室，经一年努力，研究事业，蒸蒸日上，1929年，该室扩展为植物研究所。由于该所与经济植物相关，1930年，命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聘请先生为所长。先生明确指出：“本所首先应着重调查广东植物分布状况，采集大量植物标本，以供编撰《广东植物志》，为改良及发展广东农林事业提供依据。”先生亲自制订采集方案与程序，组织率领4个采集队，从1928—1934年，赴全省各地采集达94次，2113天，采集标本28967号，还发掘不少有经济价值的野生苗木，栽培于植物标本园。
1936—1937年，农林植物研究所分别组队到广东连县、阳山、肇庆、清远、乐昌、乳源、顺德、信宜等县采集标本、种子、苗木。
1936年以邓世纬为领队的贵州采集队，在黔中、黔南一带工作，深入贞丰县王母、者香、百层河一带茂密森林，不幸罹疫。先生调黄志、陈少卿等重新组队前往黔省继续3年调查任务。陈焕镛教授特将苦苣苔科的新单属种命名为世纬苣苔（Tengia scopulorumChun），以志纪念。
农林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立足于严格的科学管理，一张标本的采集、修剪、装订、制作、鉴定、贴标签，以及登记和存库，有一套严格的规格与规则。标本经不同专家鉴定后，均留其笔迹，初学者鉴定的标本，必须经专家复核后，方得贴上标签。若标本被专家引用，文章发表之后，则在该标签上打上其文献出处，以示来由，便于后人参考。每号标本分别附随以采集人及采集号、学名等至少有两张登记卡片。先生方法在以数十万甚至百万计之标本中可在最短时间内捡出某一特定要求的标本。这种管理方法也为现代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基础。英、美、德、日等国家学者前来参观后，无不称赞管理完善。
艰苦创业培养人才
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开办之始，经费拮据，科研工作难以开展。先生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聘，在中山大学设立植物学讲座，每年有大洋1000元设备补助费拨归该所，同时还将自己在校所得薪金毫洋约5000元，拨给该所做采集等经费，并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申请补助经费，核准1934年度开始3年为期，每年拨给大洋10000元。于是经费稍微充裕，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开展。先生艰苦创业，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创办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同样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34年，国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敦请先生筹创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 1935年，聘请先生为所长。该所成立时一无所有，先生慨然从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拨赠柚木标本柜20套，植物标本约3000号，连同出席世界植物学会议期间，为该所购得的一批珍贵植物图书和显微镜等仪器设备，为该所进行现代广西植物学研究打下基础。1943—1944年，该所全部标本、图书、仪器为日本侵略战火和洪水所毁。抗战胜利后，先生又慨然从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拨赠腊叶标本5万号，成为该所的珍贵资料。
先生认为，研究植物学科不能只凭标本，而应建立植物标本园。1931年，先生在农学院所在地石马岗建立起一个面积约0.67公顷的植物标本园，园中有荫棚6座，先后栽培植物有15000多号，多采自北江和海南岛原产地的野生苗。标本园每种植物经鉴定后，系以机印铝片学名，其未经鉴定者则系以号数或地名之铝片，以资识别。1934年秋，中山大学新校落成，农学院由石马岗迁往石牌，农林植物研究所在农学院所在地建立约10公顷植物园，建立温室，增加设备，力求办成科学化的植物标本园。
先生深知要发展利用祖国的植物资源，发展农林事业，首先要有精通熟悉本国植物的人才，所以应从培养人才着手。先生先后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任教授，讲授树木分类学、土木植物解剖学、树木学等，培养了不少人才。
先生授课，谆谆诱导，教育有方，由浅入深，重点突出，理论结合实际，容易理解接受，深得学生爱戴。先生语重心长，勉励有志于植物学科的青年学生，要努力钻研，为植物学科作出贡献。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家、自己的植物园、植物研究所、植物志等。以求学科之独立，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先生讲课严肃认真，对学生相当严格，但对待学子平易近人。讲课从容不迫，言简意赅。有时穿插幽默小品，引得满堂大笑生辉。所以课堂上总是鸦雀无声，听者全神贯注，下课铃声已响，犹想多承教益。实行理论与实践统一，要求学生采集野外开花植物，回课室自己解剖检索表，力求融会贯通，告戒切忌死记植物种类。为了提高学生外语水平，先生亲自讲授英语和拉丁语。讲授树木学时，阐述中国地跨热、暖、温、寒四带，乔灌木不下8000种，为世界林木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森林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对自然环境保护，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当时是学生，亲聆教诲，使我决心学林，遵循师训，毕生从事林业及林业教育，以期能步吾师后尘于万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35年，中山大学成立研究院，先生受聘任农林植物学部主任，当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两名。先生亲自制订课程和研究生论文计划，到1946年共招收了10多名研究生，这批研究生毕业后肩负了华南植物学科研究重任，做出了重大成就。
半个世纪以来，先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杰出植物学科人才，早年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受业于先生的秦仁昌、陈封怀、李继侗、方文培、蒋英教授等是蜚声中外的现代植物分类专家。其后在中山大学受业于先生的任国荣、侯宽昭、梁宝汉、陈璐斯、何椿年、张宏达、戚经文、徐祥浩、黄成就、高蕴章、贾良智教授等，以及广西大学受业于先生的钟济新、李树刚、陈德昭、梁芬、蔡灿星、李治基、谢福惠教授等都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学专家。真是桃李满园酣雨露，人才辈出挺云天。
学术交流蜚声中外
先生不但是我国著名植物学科的权威，也是世界颇具有声望的学者。1929年，先生被推选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之太平洋科学会议。翌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5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之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分类学小组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近10年来植物科学发展概况”，博得与会者莫大兴趣与重视，引致《中国植物研究》列为大会重要议题之一。在会上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并被选为我国在该委员会中两名代表之一（另一名代表为胡先骕）。
1935年，先生被选为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之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当时我国对先生之评论云：“各国学者对于陈教授的学识，极为钦佩，因选为该会分类学组执行委员，查我国学者被选为国际会议执行委员属首次，可谓我国植物学界光荣之一页”（《中国植物杂志》，1936年第2卷第3期）。又被选为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Chronica Botanica,2:101,1936）。
1936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之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陈焕镛、胡先骕教授为该学会名誉会员。同年英国唐蒲学会（The England Glaqiolus Society）授予先生为该会名誉副会长，后又被聘为美国麻省园艺学会通讯员。可见学术水平之高为国外同行所敬仰。
著作丰富科研突出
先生是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他从未间断过研究工作，对我国植物学科作出了卓越贡献。先生通晓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而对拉丁语造诣尤深。他用拉丁语所写的科学论文，描述用词确切，文笔流畅，以简洁的词句在最短的篇幅中表达出丰富的内涵，这种在科学和文字上的造诣，决非一日之功，深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颂。
先生著作丰富，早在1922年，就编著（《中国经济树木》，商务印书馆），1927—1937年，又与胡先骕教授合编中英文对照前后共5卷《中国植物图谱》（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和静生生物调查所出版）。这些著作都是我国植物学者用植物分类方法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文献。为帮助我国青年植物分类工作者，先生编写了《中国植物分类学拉丁语基础》和选辑了《植物学拉丁语例句引录》。
先生发表过许多论文。他研究深入，态度矜持，常为同行学者所传颂。在植物分类研究工作上，非经反复深入研讨，从不轻易行文，公诸书刊；探究其分类群之可否成立，尤为谨慎。例如银杉为裸子植物极少树遗种之一，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灭绝，惟独生存于我国局部山地，在科学研究上意义重大，故属珍稀植物。从外部形态而言，先生早已鉴别其为新分类群。为求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特征，追求较深入而完备之了解，因而推后2年多时间与匡可任教授合作署名发表。又如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及任豆属（Zenia），从发现到发表文章，越时10载有余。在此期间，多次作野外调查，以补充材料，反复研究，以究其实质。
先生很重视经济植物的研究。在得知广西西南部有名贵树种蚬木（Burretiodendron shienmu）,即组织人员前去调查所得标本和资料后，发现蚬木属新种，澄清了蚬木类群问题。从此开展木生态学、生物学、木材物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为木种类的栽培利用提供了根据。
罗汉果（Thladiantha grosvenorii）是主产广西，驰名中外的药用植物。先生亲自领队深入产地到临、桂两江等山区，作罗汉果品种、生态、生长、栽培、加工方法等方面调查考察。
先生于1930年创办了以孙中山为刊名的英文期刊——Sunyatsenia（《中山专刊》），选载我国植物学尤以植物分类学为主体之专业文章。共出版7卷26期（该刊第一期发行时，为我国第一次发行之纯植物学杂志），发表论文报告60多篇。其学术水平，堪与当时国外之同类者并列，声名享中外。
先生著述除上述外，主要尚有《中国樟树植物之研究》、《桦木科植物的研究》、《胡桃科植物的研究》、《中国植物的新属》、《华南和广东植物的研究》、《中国壳斗科新植物》、《中国木兰科植物的新属新种》、《中国被子植物各科纲要》等，共发表新属10个，新种100多个，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下50余篇（部）。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先生所发现的10个中国新属中，银杉属、观光木属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界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对世界植物研究的一大贡献。可以说，“活化石”水杉与银杉的发现，是我国植物发展史上的两颗明珠，一前一后，争相映辉。水杉与银杉从发现到命名均转手多人，最后水杉由胡先骕、郑万均定名，银杉由陈焕镛、匡可任定名发表。先生定银杉学名（Cathaya argyrophlla）含义深远，因此珍稀孑遗树种，只产于中国，故以“Cathaya”——“华夏”作属名，因其树冠银白色，故以“argyrophlla”——“银色的叶子”作种名。
日月新天奋勇前进
1949年，先生旅居香港。环顾国内外形势，总结半生坎坷历程，先生开始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遂命笔舒怀，热望新中国早日诞生，愿毕生贡献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用英文赋诗两首，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是年9月28日，先生毅然决然乘香港飞桂林之最后航班，投归祖国怀抱。桂林解放不久，桂林军管会一位军代表专程访陈先生，声称得读先生诗作，甚表赞许，勉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心工作，贡献力量。
1950年，先生被选为中国植物学会广州区常任理事。任中山大学理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兼任广西植物研究所所长。
1951年，先生任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讨论会。会上先生以中国古代农学和遗传学观点讲到水稻起源，用精辟的英语发表一篇演讲，他的深刻见解使与会科学家无不叹服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科学成就。1954年先生创立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所长领导下，按照国民经济和科学发展的需要，除植物分类研究外，先后建立起植物学和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资源学、植物园林学和植物引种驯化、植物形态解剖学等研究室。1956年，建立鼎湖山树木园，并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130多公顷，1954~1962年初步建成华南植物园，面积300公顷。1964年，建立海南引种驯化站，面积1400公顷。1963年，广西植物研究所划为该所分所；武汉植物园亦归该所领导。从此，华南植物研究所发展为多学科综合性的植物学科研究机构，并以华南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发展利用、引种驯化为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工作有热带作物宜林地及热带生物资源考察；热带作物北移适应性研究；华南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的调查研究；野生植物普查和应用研究。
华南植物研究所这一时期在先生领导下，编写出版了《广州植物志》（侯宽昭主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着又编写出版了一部450万字、分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陈焕镛主编）。尤其后者凝结了先生数十年的心血。继两部地方植物志之后，先生又与钱崇澍教授主编《中国植物志》，从1959—1989年已出版了《中国植物志》44卷，51册。这一部巨著，共80卷125册，在不久全部出版后，不仅对开发祖国植物资源和有关植物学的研究与应用提供重要资料，而且对世界植物学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华南植物研究所，随着学科、任务、机构的扩大，到1966年，全所职工人数从仅有20多人增加到526人（不含广西植物研究所和武汉植物园），其中科技人员230人（包括学部委员2人，研究员5人，副研究员9人）；科研和生活用房2万多平方米；植物标本增加到40万号，专业图书期刊由2700册增加到3万多册，（先生曾将自己珍藏的书刊赠送图书馆，为此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表彰。）科学仪器设备由原来只有放大镜、显微镜，发展到各个学科均具有开展科研试验和测试的基本设备。
华南植物研究所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遭受严重挫折，先生亦以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身心受到摧残，于1971年1月18日与世长辞。粉碎“四人帮”后，平反恢复名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华南植物研究所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迅速前进，现在已成为我国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中心。先生是创始人、开拓者和领导人，青史长留，为人称颂。
1996年12月2日，华南植物研究所在植物标本馆举行陈焕镛院士铜像揭幕暨《陈焕镛纪念文集》首发式，以纪念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为之致贺诗曰：
回归报国心身献，赤县河山草木葱。
桃李盈门酣雨露，人才拔萃耸高峰。
主编植志五洲赞，撰写雄文四海崇。
创业宏图风范在，缅怀泰斗斗颂宗。
先生一生爱祖国、爱科学、树人树木。半个世纪以来，艰苦创业，竭尽心智，勇于开拓，成绩卓著。虽迭遭劫难、蒙冤含垢、历经沧桑、备受折磨，而先生振兴科学之心，报效祖国之志，始终坚定不移。如此无私奉献的优良品德，执着追求事业的高尚情操，深为人们所敬佩。学生现已年届耄耋，但喜今天植物学科蒸蒸日上，先生之功，实有与焉。在此谨祈后学继承发展，为我国植物学科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奋斗。
文/徐燕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