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教授(1898～1982)，学名蒋积英，字菊川，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是华南农业大学一级教授，著名植物学家，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无党派人士。蒋英青年时期便立志发掘祖国绿色宝藏。1925年，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毕业后，先后担任过安庆农业专门学校教员、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农学院教授、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教授、系主任，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标本室主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台北植物园园长。新中国成立后，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组专门委员以及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并先后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年3月6日病逝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和方毅、刘澜涛、何康、雍文涛等领导同志为蒋英追悼会送来花圈，以表达对这位为发掘祖国绿色宝藏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深切悼念。
爱国、敬业、乐业
蒋英青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倾向进步，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非常愤恨。1927年，在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积极响应江苏省农民协会的号召，辞去安庆农业专门学校教职，返回昆山组织了昆山县农民协会，采取多种形式向农民宣传“二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动员农民抗租。还创办了《昆山农民报》，寄发给江苏省内各县农民协会以扩大影响。由于国内政局动荡，1928年初，昆山县农民协会被迫停止活动，蒋英便南下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自此便和农林科教事业以及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蒋英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总是把爱国主义精神和敬业乐业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刻关心、维护祖国的植物资源，常为植物资源外流感到忧虑。1933年，他和助手到云南采集植物标本时，曾应邀在昆明市基督教青年会教堂演讲。他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某些英国神父长年盗窃我国动植物标本寄往英、美的可耻行径。蒋英还自豪地指出，我国对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比西方要早，明朝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个半世纪。他呼吁国人，“我们祖国漫山遍野的‘绿宝石’，万万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让洋人攫走。”在场的听众报以热烈掌声表示支持。
20世纪40年代初，蒋英曾接到荷兰国立植物标本馆送来聘书，许以重金聘他编撰《马来西亚植物志》。那时正是抗战极为艰难的时期，蒋英随中山大学农学院从云南迁至湖南宜章，担负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生活十分艰苦，面对难得的出国机遇和重金聘请，他首先想到的是祖国尚在危难中，为祖国编撰植物志的愿望尚待努力不能中断，于是他复信婉言谢绝。事后，他赋诗抒怀：“挥手光阴四十春，如云逸至邑清尘；还将白雪酬初愿，谢却黄金抱璞真。”以表达他热爱祖国的真诚之情。
蒋英时刻不忘为编撰祖国植物志搜集资料。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曾派他到台湾省考察，后他又担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和台北植物园园长，在此期间，蒋英除加紧对台湾植物进行调查研究外，还将实验所原收藏的标本加以认真整理研究，从而发现了许多台湾植物新种、新属的模式标本。他便节衣缩食，筹措经费，拍摄了l600多张标本照片，连同干制标本约3000份带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并发表了《考察台湾植物简报》一文。蒋英为了搜集流落异国他乡的植物标本、资料，还通过各国植物学家、科研机构的帮助，先后从英、美、苏、法等20多个国家借用或代拍照片或复制原始文献资料，由此掌握了许多，特别是有关萝摩科和夹竹桃科的原始材料、模式标本和模式照片，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积累了珍贵资料。
“文革”动乱时期，蒋英已年逾古稀，又受到冲击，但他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为林业科教事业奋斗终生之志始终不渝。他不管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苦，一直坚持工作，特别是对《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工作，从未中断过。他常常勉励自己，为国家编撰植物志，就是为国为人民效劳，即使豁出老命也是值得。他常早出晚归，从农学院步行十多里路往华南植物研究所，埋头编写植物志。
矢志发掘祖国绿色宝藏
蒋英自幼喜爱大自然，对千姿百态的植物尤感兴趣。就读于中学时便常采集各种植物标本，以便对照辨认植物，面对祖国丰富的绿色宝藏，他立志学林，决心为开发祖国绿色宝藏奋斗终身，使它能更好地为振兴中华发挥作用。
蒋英常为我国植物资源分布状况不明而深感不安。他深知植物学科是注重植物资源研究的学科，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科重要组成部分，植物标本则是摸清我国植物资源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所以他一贯重视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从20世纪20年代初，在学生时期便开始着手采集植物标本，专心研究。
1928年至1929年，蒋英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积极参加了由植物研究室(后为农林植物研究所)组织的广东植物分布状况调查，为以后编撰广东植物志作准备。
1930年初，蒋英被调到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植物标本室主任，并兼贵州、云南、广西、江西、湖南等地植物调查队队长。在科研工作中，他常苦于我国原种标准标本之难得，以致影响研究工作之顺利进行，而究其原因是，我国许多植物标本为外国人所采集，以致标准标本多存留在国外著名植物研究机构中。蒋英认为，要改变这一落后状况，若能在原种发源地采得同种植物，其价值、用途即可与国外保存之原种标本相同。因此，蒋英多次率领植物调查队分赴贵州、四川、江西、广西、湖南和云南等地，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治安不靖，辗转深入崇山峻岭、茫茫林海之中，或跋涉于穷乡僻壤的旷野荒原，风餐露宿，历时4年之久，单贵州之行就用了一年零两个月，足迹几乎遍及贵州全省，工作极为艰苦，但收获是丰硕的，4年间采集到的植物标本达一万七千多号，还有上千号的木材标本。更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些植物标本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认识的，还发现了不少珍贵树种，如在黔蜀交界处梵净山中的“长苞铁杉”，就是他们在海拔2300多米高的山顶上发现的，经过仔细的鉴定确认它是松科铁杉属的一个新种，从而长苞铁杉在我国植物志上才占有一席位置。又如在贵州独山县一个叫丹林的树林里发现一种被誉为“千花树”、“漆榆树”的树木，他们采集了40多个花、果、叶标本，并锯下40多个圆盘木材标本，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鉴定是我国特产的马尾松，是新科、新属、新种，是速生优良树种，为优良的造纸原料。这一发现对植物分类学、木材学和造纸工业都有重大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蒋英的科研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结合起来，使研究工作有了更大进展。如1951年，他被委派为两广野生橡胶资源调查队队长时，带队踏遍了粤桂边境的山山岭岭及沿海一些岛屿，寻找野生橡胶资源。经过两年的辛勤工作，基本摸清了华南地区橡胶植物资源情况，发现了花皮胶藤、酸叶胶藤、红杜仲藤、毛杜仲藤和鹿角藤等多种含胶量高的野生橡胶植物，受到了农垦部嘉奖。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曾对我国降血压药生产原料蛇根木进行封锁。蒋英认为我国可能会有蛇根木或近缘种。于是他带领助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在云南发现了野生的蛇根木，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云南萝芙木、广西萝芙木和海南萝芙木，基本摸清了我国萝芙木属植物资源。这些萝芙木含有较丰富的可治疗高血压病的生物碱，其副作用比蛇根木少。此项研究成果为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3年，蒋英在国外有关文献中，看到一种每年可生长几米高的黄梁木，经他仔细查阅早年调查笔记，发现在广西十万大山等地也有野生黄梁木的记录。他便向广西林业部门建议，组织采集黄梁木种子，加以繁殖。如今，这种被称为“奇迹树”的黄梁木，已成为我国速生丰产树种之一。
蒋英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便从事夹竹桃科、萝摩科和番荔枝科植物的系统研究，是我国较早进行植物专科研究的植物分类学家。他认为这三科植物对我国技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精力，搜集这三科的资料，并开展卓有成效的开创性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如《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广东番荔枝科植物》等，解决了多年来我国植物分类学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使我国在这三科植物的分类上，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蒋英被聘为编委，这时他已年届花甲，但为实现其多年夙愿，他毅然接受了编撰第30卷第二分册和第63卷的光荣而繁重的任务，并决心在有生之年，倾注全部心血，努力写好植物志，以报效祖国。
1977年，由蒋英和他的得意门生李秉滔编撰的《中国植物志》第63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一部集我国夹竹桃科、萝摩科植物之大成的巨著，是蒋英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它概括了我国这两科植物的种类、分布、经济价值、用途和植物进化等，记载有2个科，6个亚科，91个属，420个种，66个变种；其中蒋英发现和创立的就有1个亚科，6个属，167个种，30个变种。这卷书的一大特色是：大部分是药用植物及工业原料植物，可为农、林、牧、副、医药、工业、环境保护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基本资料，在每属种方面均详细说明其经济用途。同时，还纠正了外国专家在植物分类上的错误共160多处。这部巨著的出版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和好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审稿的评语指出：“这是一部巨大创作，是蒋英教授积数十年的努力钻研成果……无论科学内容方面，还是在实用方面，均具有高度水平。”该书荣获1979年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蒋英被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78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整理有关植物标本名称的论文，声称在夹竹桃科和萝摩科中的名称，全部根据取自《中国植物志》第63卷。
蒋英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达50多年，为发掘祖国绿色宝藏作出杰出贡献：共发现定名植物新种230多个，新属lO个，国外新种约lO个；发表科学论文76篇，专著两卷，还参加《中国植物图鉴》和几种地方植物志的编撰工作。他是夹竹桃科、萝摩科、番荔枝科植物分类的世界权威，先后有26个国家的植物研究机构请他鉴定标本，与他建立了学术联系和交流。
力促农林科教事业的发展
1952年11月，华南农学院成立，蒋英撰写了《为祖国农林教育前途无限光明而欢呼》一文，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带来了新教育。华南农学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产物，我们要为之而欢呼。他呼吁全院教师要勇于担负起建设新华南农学院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要树立坚强的信心，忠诚地实践我们自己建设新华南农学院的诺言；要求学生要严格地把自己培养成合规格的农林工程师，把祖国农林建设的责任牢牢地放在肩膀上。
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蒋英为了树立新的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学制度，认真学习党的总路线、教育方针、政策，关心学校改革和建设工作，积极参加“百家争鸣”，努力推动植物学教学改革，并坦诚向学校提出不少建设性建议。
多年来，蒋英意识到长期采用外国教材，对培养合格人才和农林建设都是不利的。他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编写了联系我国实际，反映中国特点的新教材。他不断把科研中取得的新成果、新资料和自己学习到的有关生物化学、细胞学等方面的知识充实到植物学、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教材中去，使教材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他编写的教材不仅在华南农学院使用，也常为华南地区高等农林院校所采用。
蒋英还认识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教师整体素质、水平的提高。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担任植物教研组主任期间，便组织教师集体备课，进行预讲，以便集思广益，充实教学内容，使教师们得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备课、预讲时，他反复强调，植物学是注重植物资源研究的，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讲课必须结合生产实际。为了使青年教师特别是外省调来的青年教师，能尽快熟悉广东的植物并提高师资水平，他不顾年迈，还常亲自带领他们到高要鼎湖山等地，翻山越岭进行植物调查和采集标本。
为了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教学直观效果，蒋英创立了“陈列辅导”教学法。它是配合植物学、树木学、植物分类学期中测验、期末考试复习进行的。具体做法是根据有关讲课和实验内容，按次序把各种直观教材、挂图、生活标本、蜡叶标本等连同说明、讲义分门别类陈列展出，辅以解说，使学生通过参观，从实物对比中能较好地认识和掌握各种植物的特征和有关知识。蒋英也亲自充当“讲解员”，为学生进行辅导。这一新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教学效果，深受师生欢迎，好些高等学校还派人前来参观学习。植物学教研组被评为广州地区自然科学教学先进单位，蒋英也两次被评为教学先进工作者。
作为知名的教育家、科学家，蒋英既关心国家大事，又关心学校的发展。1956年，他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非常重视的，表示坚决拥护。他认为“百家争鸣”方针，将对科研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他在接受华南农学院院刊记者采访时，发表了“门门都可成家”的谈话，明确指出：“在科学上应该展开争论，因为科学上许多东西不争论是不容易明确的，争论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理。”他认为，科学是在不断变动、发展的，是在不断修正过去意见和看法，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他要求大家正确理解“百家争鸣”方针，不要相互攻击，而要齐心合力，发挥自己能力，积极开展善意的争论，以推动科学的发展。
蒋英还对如何解决学校发展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常提出积极意见，如青老年教师相互协作问题，他认为，青年教师如得不到老教师的帮助，其科研工作是比较难于推进的；同样老教师如得不到青年教师的协助也不能充分地施展其所长。他要求双方都要从“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愿望出发来通力协作，共同推动科教工作的开展。又如为了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蒋英根据自己在科研工作中常遇到的，如人力、物力、财力的配备不足和经费分配存在平均主义等问题，也坦诚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蒋英毕生献身于农林科教事业，一面深入开展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一面主讲植物学、植物分类学和树木学等多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和专门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治学严谨，对学生、助手要求严格，谆谆教导，是学生、助手的良师益友，他的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教授、研究员，如他20世纪60年代的得意门生、得力助手李秉滔教授对大戟科植物的研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蒋英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为开发祖国绿色宝藏的献身精神和建立的业绩，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楷模，将不断激励人们奋勇前进。 文/何贻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