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菊芳，女，1911年9月10日出生于在湖北宜昌做官的曾祖父吴延华道台府中，曾在北京求学，1932年与抗战时期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结成伉俪。1935年被中山大学农学院招收录取，1941年毕业（十五届）。抗战初期，积极参加在广州、香港的支援前线募捐工作，随团到一些野战医院和战地现场慰问伤病士兵和赠送募捐财物。1938年任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筹备建立了广东省战时儿童训练团，1939年8月训练团更名为广东儿童教养院，1939年至1945年吴菊芳任院长。1941年至1945年还担任广东妇女生产团团长。1947年旅居美国，1982年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邀请回国观光。1999年12月10日在纽约逝世，享年88岁。
在抗日战争初期，爱国将领、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将军的夫人吴菊芳女士，提出抚养军人遗孤和抢救难童的建议，并建立了广东儿童教养院。在办院7年里，先后收养了难童2万多人。期间，支持和主持广东妇女生产团工作，组织妇女学习、训练和生产自救，开辟战时妇女新生活。吴菊芳为战时妇女儿童的生存和成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吴菊芳的义举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烽火岁月 抢救战区难童
1938年，日寇的铁蹄践踏着南粤大地，广州一带相继沦陷，广东的政治中心转移到粤北，曲江成了广东战时省会。此时，李汉魂将军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夫人吴菊芳女士则被派任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她肩负全省妇运和儿童教养工作。当时她亲自负责组建抢救队，并组织照顾后方的孩子和妇女们。
目睹沦陷区儿童颠沛流离、亲人失散，吴菊芳心痛不已。她多方征求意见，认为新运妇委会的首要工作就是抢救难童、教养难童。于是，便亲赴重庆，向当局请款抚养军人遗孤、抢救战区难童。此举得到各界支持，并获准成立广东省战时儿童训练团，地址设在曲江县犁市沙园村。1939年8月，训练团更名为广东儿童教养院，吴菊芳亲任院长。她遇事亲力亲为，每一项工作都做好组织计划、人员安排、经费筹措、协调供应等，让孩子们有机会好好读书、好好生存。
成立儿童训练团后，吴菊芳立即着手抢救难童的工作，派出抢救队，化装潜回广州、花县、惠州及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深入到各地战区、沦陷区，拯救在沦陷区流浪的难童，在各地建立难童收容所。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战火，深入敌后，说服难童，劝导难童家长，让孩子们到后方去。经过努力，许多难童被收容到各地的收容所，抢救队员对其加以保护，然后带领他们跋山涉水，掩护他们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或步行、或乘船，把他们从珠三角、粤东、粤西等地护送到粤北后方。对军人遗孤，通过调查、寻找，征得其家人同意，也陆续集中到粤北。难童们有时几十人，有时几百人一起到来，他们中有许多是前方牺牲将士的遗孤，有的是因海外侨汇中断的侨属孤儿，还有300余人是从香港抢救过来的。由于难童的人数不断增多，相继在连县、仁化、南雄、乐昌等地先后办起了7个分院。
名师助阵 教育难童费苦心
为了让难童们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吴菊芳煞费苦心，她专门聘请当时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研究院院长、教授崔载阳博士为儿教院教育顾问，研究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方案和发展规划。
广东儿童教养院贯彻“管”、“教”、“养”、“卫”的办院方针，构成一个完整的“家”、“校”、“场”、“营”，即家庭、学校、工场和军营的结合体。“管”是要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使他们成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良好公民；“教”是要教孩子们学习读书、写作、音乐、艺术和算术，不仅要自己学好，还要帮助别人学好；“养”则强调自立能力，要让孩子们学习经济生产知识，掌握生活技能；“卫”是要保卫祖国，强调要有健康良好的体魄，教导适应战场环境的自卫能力。“家”的意涵是，孩子们原来有他们自己温暖的家庭，受到父母以及长辈们的爱抚，战火使他们美好的环境被破坏了，儿教院让他们能够重温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感受；“校”则是不管他们从前是否入过学，儿教院基本上就以学校的规模让他们按部就班投入学校式的学习，而且争取得到国家教育系统承认其学籍；“场”是培养孩子们掌握农田耕作和手工艺的制作，儿教院就是他们的农场和工场，同时并求凭借农业和工艺的生产所得，达到部分或大部分的生活自给；“营”是指军营，儿教院对孩子们一切生活行动普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要求遵守集体纪律和培养个人自律，并按其年龄和体力实际，合理担负公众任务，尤其是要促进孩子们的忧患意识，随时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思想准备。
崔载阳教授把普通小学6年学完的课程内容压缩编写成4年读完的教材——《新中国儿童课本》。这套课本分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4个学科，有插图，很好理解。政治课上，老师除了讲乡土名胜、民族忧患、世界军事等，还讲日本的外交、军事、经济及怎样侵华等，坚定学生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加强对学生辅导，1940年还成立了“广东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儿童刊物《广东儿童》，从此学生有了课外读物。
儿教院办小学，还办了实验中学（后改名力行中学）、北江师范、农艺院和工艺院等。小学毕业后，学生愿意升学的，可报考这些学校继续读书，也可以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参军。
儿教院办农场、工厂，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的农产品有蔬菜、花生、甘薯等，工场生产的产品有麦芽糖、草鞋、牙刷、筷子等。以此增加收入，弥补经费不足，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学到了生产的本领。
儿教院象个大军营。院里以竹木为材料建造了营舍、教室和礼堂。学生还接受训练，学习、生活上实行半军事化。三十多人为一分队，三个分队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为一个大队。孩子们心中树立了军事化的意识，一辈子都有强烈的整体观念。
战火纷飞 “慈母”护难童
吴菊芳是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的夫人，风华正茂、雍容大度。在韶关贵为主席夫人，却不愿做阔太太，而是身穿灰土布没有军衔领章的军服，日夜奔忙。她探望妇女儿童，每遇到重病人必送院治疗，对轻病患者送医送药。看到流浪街头的难童，行乞讨饭，心里极为难受。
为了让2万多难童享受到母爱，吴菊芳承受了作为母亲最大的痛——丧子之痛。儿教院收养的很多难童患有伤寒、霍乱、白喉、疟疾等流行性疾病，当时韶关缺医少药，吴菊芳多方奔走，辗转来到当时的陪都重庆筹集钱款，立刻购买药品一大批，转运回韶关投入应急抢救。患病难童得救了，但吴菊芳因无暇顾及家中的亲生骨肉，小儿子李韶得了肺积水病，整整81天却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最终因误诊、没有新药救治以及因母亲出差重庆而未能照料而不幸夭折。
当年曾被儿教院救助的难童，任何时候回忆起吴菊芳，无不对她充满敬仰和感恩之情，他们亲切地称她为“院长妈妈”，盛赞她对儿教院的事业充满热情，视难童学生为亲生子女。
积极生产 开辟难妇新生活
吴菊芳女士在创办儿童教养院的同时，还开办广东妇女生产团，收留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流离失所的妇女，她们的人数超过1000人。生产团属新生活运动妇委会领导，地址在十里亭，位于韶关与黄岗山之间。妇女们都穿军服，接受军事训练，以便他们在紧急情况下也能参加战斗。她们要学文化，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掌握一技之长，为战后回到家乡就业做准备。她们早上开展军事训练，下午进行农业生产，为部队编草鞋、缝制衣服和手工艺品制作等，晚上参加文化学习。有些妇女身边带着小孩，生产团建立了保育所幼儿园来照看。
生产团设有印染厂、半机械半手工的织造厂、车缝厂，可以生产布匹、毛巾、袜子和缝制服装；开展畜牧业生产和水产养殖；各部门招收一些职业学校的老师和专家，每个部门都有一个负责人，专门监督。产品还在市场中销售，丰富了韶关附近各地甚至省外的消费品供应，也为整个集体增加了收入。生产团还出版了一份名为《广东妇女》的杂志，并为普通百姓编印了成人扫盲读物多种。
对途经韶关上前线的部队，生产团的妇女们就在车站和交通线设点，熬好糯米糖粥前去慰问，这在当时算是很难得了，许多士兵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品尝，他们很受感动，鼓舞了他们保卫祖国的士气。
桃李芬芳 难童长大成人
儿教院的老师们多是从广州撤退出来的爱国青年，都有一颗爱心和一手技艺。他们把各自的本领拿出来，学生就得益不少。学生轮流下厨做饭做菜，编织草鞋，还种菜种豆，养猪养牛，並开设了竹木工艺场、牙刷工厂、肥皂工厂、砖瓦工厂、制纸工厂等，同时成立了粤剧、话剧、歌咏团等队，表演各种节目。
难童离开儿教院后，有的学生进入力行中学，有的学生则进入省立农、工职业学校或北江师范学校。在儿教院每年约有20名孩子通过国家级的考试进入幼年空军和陆军军官学校。在1941年，美国援华的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第14航空队到昆明驻防，急需培训中国航空机师，吴菊芳还挑选了年龄较大、身体素质好的优秀学生100名送入少年航空学校训练。他们共约有1000名学生志愿入伍，投身到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中，其中有7人成为革命烈士。他们或继续深造，或就业，长大成人后有的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作家、教授、主任编辑、工程师等，成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在儿教院里学习和生活，老师教导孩子们要做一个好公民，挑起为国家应尽的义务，努力学习，勤俭节约，乐于助人，尤其要扶老携幼，人人有责任为战争出力，小孩长大后要对国家作出贡献，使它自由强大，屹立于世界之林。难童在那里学到了一生受用的精神：爱国爱民、不怕艰苦、不怕挫折和失败、不依赖别人等。在人生道路上，他们不管经历什么风风雨雨，都能勇往直前。
在抗战国难期间，吴菊芳创办广东儿童教养院和广东妇女生产团，为妇女和儿童的生存和成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备受后人敬仰。
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千万妇孺的守护神。
文/刘丽葵
